发改委的反垄断权力应该分散

搜狐财经：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大家都对依法治国和法治经济讨论得比较多，我想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向您请教。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为什么这么说？

迟福林：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我们想创造一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可是在整个改革尚不到位，有一些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垄断性的问题应该是公平竞争中的突出矛盾。

垄断问题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尽管有进展，但没有多大实质性的突破，比如在能源、电讯、电力方面，不仅存在某些自然性垄断和市场垄断的问题，而且有一些行政垄断。

第二，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在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里，行政垄断还是突出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对于服务业适应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是最大的障碍。

第三，对垄断的监管尚不到位，尤其依法防治上不到位。反垄断是实现公平竞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现实生活中又构成市场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所以在我看来，反垄断以及和反垄断相关联的市场监管问题，是我们经济生活和建立法治市场过程中最为突出问题。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今年发改委对奔驰等外资车企的一系列的调查、罚款？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扩大了发改委的权力？

迟福林：这件事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发改委在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价格垄断上采取谈话、反垄断措施和一些行政手段是必要的。确实存在价格垄断的问题，发改委作为价格的主要管理部门，有责任来做这个。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发改委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下放权力的同时，是不是要把它的主要职能转到事中、事后的监管上。发改委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核心部委，它在下放权力、改变审批制度以后，主要精力应该着重于两件事：一是怎么做科学的中长期规划，一是怎么有效实现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尤其是宏观政策的稳定上性。这两件事对于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十分重要。而且我认为这是发改委职能转变以后所要着力注重的两大主要职能，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监管上。

当然，现在价格管理权力还在发改委，而它对市场价格垄断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也可能是阶段性的事情。从中长期来看，发改委要转型。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一个问题，反垄断无论是谁去做，未来都要走向法治性的监管，提高公开性，提高监管法律的权威性。

用分权、放权、限权消除部门集中腐败

搜狐财经：您一再呼吁把监管权和审批权分开，您觉得哪个部门或哪个行业可以成为突破口？

迟福林：从几年前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一个大问题——实行行政范围内合理分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首先是相互制约的，然后才能相互协调。三权合一不仅不利于整个权力的行使，致使权力结构不合理，而且还是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

现在已经证明了，为什么有一些部门集中出问题？就是权力太大。分权是大前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一再主张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大概六个字：分权、放权、限权。

放权，我们这一两年行政审批改革为重点，简政放权为主要目标，这样已经走了一大步，但是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设尚未破题，更谈不上到位。

限权就是权力监督权力、社会制约权力。只有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的结合，才是走向法治化限制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有效途径。

现实的问题在于，国务院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如何把审批权和监督权适当分离？在我看来，还不是哪一个部委作突破口的问题，而是我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比如国务院各部委、各主管的决策部门中，教育部应该是全国教育的最高决策部门，卫生部应该是卫生最高的决策部门。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都应该是这个行业、这个方面的决策部门。但是由于现行体制的掣肘，这些部门有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执行层面和监管层面，这使得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效率性大打折扣。

我的看法当然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如果拿部门为例，国家发改委应该说最为突出。它的决策权，中长期规划、宏观政策决策权最为突出，而且它的项目审批，除了下放权力，有的应该建立独立的部门。像价格应该依法建立独立的价格管理部门，而不应该成为发改委的主要职能之一，这都是下一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中要着力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这样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而且越快解决越好，在行政审批改革以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跟行政审批改革相衔接，使得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搜狐财经：您曾经建议把反行政建议作为反垄断的重点，您在演讲中提到修改《反垄断法》，是不是应该把这一点修改进去？

迟福林：是的。第一，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垄断问题，实质上是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尤其在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永远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反垄断重在反行政垄断，重在开放市场，重在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第二，《反垄断法》要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反垄断法》的完善有利于推动中国下一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新格局的形成。

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有经济“新常态”

搜狐财经：现在大家都在说“新常态”，您是怎样理解“新常态”的？

迟福林：我以为处在中国的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关键阶段，“新常态”不仅是一个速度，更是一个结构。所以我提出，中国要走向经济“新常态”，应该是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新常态”。

第一，如果能形成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这样就会在十年左右，以一定的增长速度，比如6.5到7.5的增长速度，形成新常态。

第二，如果形成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我们扩大就业就能形成“新常态”。因为服务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而这一两年的实践证明，服务业的提高对于扩大就业有极大的拉动作用。

第三，这也会形成利益结构的新常态，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有专业知识的“白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引起一些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比如教育结构要调整，你不能培养大学生找不着工作，应该更多地加快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需求相适应的职业教育。

此外，税收制度也要改革，要建立消费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改革。财政政策也要改革，未来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

从中国的转型、改革的趋势出发，只有建立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形成中长期的经济“新常态”。

搜狐财经：说到新常态，林毅夫教授过去经常说中国还有8%以上的经济增长潜力，现在您又提到发展服务业，您是怎么看这8%的增长潜力的？如果大力发展服务业，这8%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吗？

迟福林：大家对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增长潜力有不同的判断。在我看来，中国无论从扩大内需还是整个未来经济增长转型来看，潜在增长率都在6%到8%。

问题在于，我们只有形成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经济大国向服务业经济大国的转型，初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才会有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发展的增长态势。这个经济增长潜力未必是8%，也可能是6.5%到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