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以“双轨”为特色

搜狐财经：您在以往媒体的专栏中曾经写过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还有1985年“巴山轮会议”，您认为“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张军：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莫干山会议”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年轻人第一次登上舞台集体亮相，这个登上舞台不是说他在国际国内发表论文，而是他参与到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有意思。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更多参与的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

1984年有了“莫干山会议”，年轻一代这么多有创新精神的青年经济学者集体亮相，开始对中国经济改革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当时七八个组，争论最热闹是价格组，关于价格怎么过渡，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怎么过渡，怎么避免通货膨胀，这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在莫干山成为年轻一代经济学人讨论的核心、争论的焦点，还形成了对后来改革影响所谓价格双轨制的方案。我觉得这是一个集体的亮相，标志着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基于研究和思考，开始对改革的战略产生影响，开始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实际性的工作中来。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价格双轨制对当时面临的改革的意义？

张军：价格双轨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实是我们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色。我们把他叫价格双轨制，其实它本身是一个体制的双轨。不仅在价格的领域里，其实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当我们对现有计划体制改革的方案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受到价格双轨制思想的影响。

我们觉得很多改革的方案会有风险，你去冲撞一个体制，你去改革这个体制有风险。怎么有风险？因为这个体制意味着大利益，这个利益背后是那么多的人。简单地说，你要拿掉户口，这个不得了，城里人有户口，农民没有户口，你要拿掉户口不得了。你要取消福利分房这个也不得了，你要取消城里的购粮证，这些都是体制。你改这些体制无非是想把它拿掉，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代它，但是做不了，风险太大，因为这背后涉及太多人的利益。当我们要对旧的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东西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想到能不能用双轨的办法过渡，逐步让新的体制取代老的体制，这是来自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希望老的体制、计划经济的体制冻结住，不让它继续扩大，不让它再生，让它逐步衰落，让边上长出一个新的体制，逐步替代它。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体制改革相对比较平稳，社会的风险比较小。

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实施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两三年、三四年的时间，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到今天很多人争论说价格双轨制其实根本就没有成功，反而制造了很多的混乱，因为当时出现官倒的现象。体制内的官员可以批条子。体制内官价很低，你是我的朋友你来找我，我给你批这个条子，你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万元户。你为了报答我可能会贿赂我。

但是，价格双轨制最大的意义，我觉得是帮助我们形成了一种体制改革巧妙的策略，我们要不断靠体制外做工作，让新的体制逐步成长，不是马上取代旧体制，而是让旧体制慢慢失去它的优势和吸引力，以至于它就没有营养能够成活，是这样一个过渡。

搜狐财经：乡镇企业也是双轨的体现。

张军：乡镇企业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各个领域现在回想一下，绝大部分都是有双轨过渡的色彩在里面。

搜狐财经：虽然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双轨改革的说法，但是不同的领域里，不自觉按照这种方式在走。

张军：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跟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还算是比较少地受到了“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有关。“华盛顿共识”比较强调自上而下设计好一些改革的目标模式，然后用比较激进的办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所谓“休克疗法”式的改革，这在当时几乎成为全苏联和东欧在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基本的方案。

西方典型的思维模式里，深渊不能两步跨越，你只能一步跨，跨不过去就掉下去。他们在这种逻辑和哲学背景下有了“休克疗法”。体制改革应该是激进的，你先把他打休克了，然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手术，等到他醒来手术已经完成了。

中国因为少受影响，所以一开始实际上并没有理论。假如我们今天总结是什么理论，其实这种理论是务实主义的。我们没有什么教条，没有什么理想的办法，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我们就是从自己的条件出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震荡比较小，不要引起社会震荡，能够平稳地过渡，所以让改革的过程能够变成一个可控的实验。

“华盛顿共识”是顶层设计然后往下推，我们是自下而上，也就是说放权，告诉最基层的单位包括地方政府，你们觉得这个体制里什么问题现在最严重，束缚了你的发展，你就去改它。农民发现集体生产队的方式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偷偷把地承包分田，小岗村就是这样干的。不合法，但是这样干了以后产生了效果，以至于上面觉得，什么合法不合法，你现在产生了效果，我就让你合法化，给你戴上一个帽子，或者推广你的经验，承认你做法的合理性。

即使那些我们有方案的改革，你看整个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我们也不敢一开始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往往都是先选几个地方进行试点，看看效果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放心了以后再来推开。1979年搞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就是这个方案。深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开放、全方位开放，也是由点到面的过程。中国务实主义、实用主义改革的哲学跟“华盛顿共识”建构理性主义的哲学完全不一样。

经济学家的影响在变小

搜狐财经：比较一下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000年之后，您认为哪个时期经济学家的影响更大一些？

张军：坦率地讲，当然是80年代的影响更大一些。原因很简单，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经济体制改革，是逐步减少计划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减少计划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逐步让经济面向市场。当时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的参与，对推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今天我们评价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我觉得背景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我们今天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但是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80年代初。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格局里，经济所遇到的很多方面的问题，也是高度技术性的，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比较有限。因为每一个经济学家，他在某一个领域里，他的话语权其实都是很小的，而且不能加总。譬如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资本项目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这些都是高度技术性的，经济学家在这上面都有不同的看法，你加总可能相互抵消了，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唯一的影响是让政府觉得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做，因为经济学家有分歧。

当年尽管大家有争论，但是目标就是一个，怎样推进改革，怎样让经济更加市场化。但今天不是。今天经济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方方面面非常技术性的问题，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难以形成共识，形成不了合力，所以他们的影响就变得相对比较中性。

我觉得今天市场化的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在边际意义上越来越小，原因也比较容易理解。

从物理学的现象来看，我们用一辆马车运输，如果这个轮子是方的，马拉起来会非常费劲。如果我把轮子改成一个圆形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效益上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接下来把圆的轮子做得很精致，从终点到边界的半径处处都是一样的，精细活能做得很好，它的效果和对马车效率的影响，绝对不会超过从方的变圆的那个影响。我觉得今天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经济学家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整体上对经济发展、对经济政策影响的程度超越不了80年代面对经济转型和改革时候所发挥的那样一个力量。

用地方竞争来对中央政策纠错

搜狐财经：您还写过很多文章赞扬地方竞争，像“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口号，可以算是当时中央对地方竞争的一种鼓励吗？地方竞争是不是在0世纪80年代已经起很重大的作用了？

张军：应该说是这样。

首先，我们无论从计划经济还是改革后的经济来看，地方政府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经济在体制结构上跟俄罗斯一个很大的区别。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它的地方政府也非常不重要，它的体制是垂直管理的体制，所有的事情都是中央政府这些部门来决定，资源它们分配，指令也是它们下发，所以是一个纵向的协调和纵向管理的体制。

中国经济即使在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已经有一个结构偏离了苏联的模式，这个结构在中国就是地方政府。北京有各个工业部，纵向管理这个经济，但是横向我们有将近三十个省级政府，省级政府下面有地市级到县级政府。所以中国的体制即使在计划体制里，演变出来的结构跟苏联都不一样，毛泽东把这个现象叫条块、条条块块。他的“条”很形象，就是中央各个部，“块”就是各个地方政府，资源都在地方政府手上，包括土地，中央部委手上是没有资源的，但是政策在中央各个部委里。在计划体制里部委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地方政府某种意义上讲跟中央部委之间一直有利益的冲突。

如何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同时又能维持全国经济的平稳，不至于产生经济动荡和混乱，我想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遇到的一个难题。这个事情在80年代，几届政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基本的主导思想是“放”，财政分权，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决策。我们采取了大概好几种模式，一些省份跟政府签财政包干，一部分是累进，各种各样的，试图能够稳定这种关系，给地方积极性，同时又能确保中央统筹全局的能力，不至于受到伤害。

地方有积极性了，发现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没有了，财力没有了，大部分财权被地方政府拿去了。一直到后来朱镕基担任副总理的时候，决定还是要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一个彻底的解决，给地方足够的自主权，同时要能够确保中央政府的财力稳定，所以这样就有了199年10月份通过的中央和地方关于分税制的方案，用分税制取代财政包干制。

分税制到现在还是我们的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平衡找到了，中央有足够的自主权，中央的财政能力没有被削弱。这有一个好处，你要给地方自主权，维持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动力。

我们的汽车产业，中央政府一开始的产业政策可能说，我布几个点，全国就这几个地方搞汽车，其他地方不要搞汽车了，我们搞自主研发和品牌。实际上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我们发现，中国汽车发展的道路完全不是按照产业政策来的。我们走了开放的政策，地方政府的竞争是我要开放，你去搞本土的研发，我开放引进国际品牌，我们竞争。这样中国的汽车产业进入了另外一个发展的轨道。今天通过合资的方式逐步提升汽车研发能力，甚至其实现在开始走出去，这个很值得我们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