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政府的财政需要约束和监督，《预算法》为约束和监督提供法律支持。

搜狐财经：财政方面，像您刚才说到社保、医保、医疗、教育、环保等民生领域的支出比例，我们看到这两年一直在增加。对于这些投入的效率，您如何评价？

秦晓：投入效率是一个问题，但首先是投入比例。公共财政的钱应主要投到民生方面，什么能代表民生呢？国际上还没有这个统计概念。社会治安是不是民生？住房是不是民生？我在测算评价中选了四项，就是社保、医保、住房、教育，并抽取同等人均收入的国家样本做了比较，同等人均收入国家占比都是50%以上，而我们是这四项的投入仅占财政支出5%。我觉得这个比例低了，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两年加大了廉租房的建设，否则还不到5%。如果将改善一次分配差距的钱再去搞重化工投资，就会造成新一轮的资本和劳动力收入分配的差距，形成二次分配的逆向调节。财政支出的效率肯定大有文章可做的，公共事业不一定要政府直接去做，也可以通过外包，让市场来做。

房产税应该征，但前提是不能重复征税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不高？很多学者呼吁要结构性减税，您有什么看法？

秦晓：宏观税负指的是税负的总量水平，而结构性减税指的某些产业税种、税率的调整。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达到5%（分子是政府收入，分母是GDP），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说明我们税负还是太高了。而税负高，主要是在各种“费”的征收。降低宏观税负，首先应从规范、清理各种“费”入手。“税”的部分，有些税种的税率也有降的空间，此外还可以进行结构性减税。

搜狐财经：您之前曾说，对三年内依靠房地产税来全面解决地产泡沫问题不能寄予太大希望。那么，房产税到底应不应该征收，又应该如何征收？

秦晓：应该征，发达经济体都是征的。但是征房产税就不应再收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不能重复征收，房产税的用途除了补偿土地费用外，主要应用于社区环境改善。

超脱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才能推动改革

搜狐财经：您曾经建议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以克服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掣肘。这是为什么？

秦晓：此轮经济改革方案将在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提出，目前中财办主导这项工作，方案形成后的实施、监督和持续推进应由政府负责。从体制上讲需要一个常设的、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来承担此项工作。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在研究报告中提设立一个负责改革的机构，这个机构应有一定的行政权威和研究、规划能力，同时也具有汇集社会资源功能。

在合适的场合，讲合适的问题

搜狐财经：很多人对于您的经历认识是，从官场到商界，又到启蒙的呼唤者。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您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哪些变化？是哪些事情影响了您的这种认识变化？

秦晓：我想每个人都要扮演多种角色，我当政府官员并不意味着我不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我做国企领导并不意味着我不是一个学者。但不能以学者身份做国企，不能以国企身份做学者，应能分清不同身份所应扮演的不同角色。时代需要精英、民众和政治家的互动，精英该做一些超越他自己职业的事情，要关心社会的进步，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

谈到认识的变化，一开始我也是比较主张“威权政府”的，受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样的东亚模式的影响，但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开始反思。我们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习日本的经验，“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的特征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导，如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实际上比他们做得还要多，除了上述方面，还控制国有企业、管制价格、行政审批，这些他们都没有。

总体讲政府主导经济会产生一些内生的问题，第一，市场化程度不够，需要政府来推动市场化，解除制度障碍。当市场已经发育起来，政府是不是应该回归它自己的角色，看来很难做到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利益集团。第二，只要管制价格就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效益损失。第三，政府直接主导经济活动，一定会造成官商勾结，形成寻租、腐败。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需要改革的问题。

（采访时间：01年6月）（未完待续）